1949年春季，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个土屋中，毛泽东与王稼祥讨论了新中国的首都定位问题。尽管战斗尚未结束，政权建设的议题却已在逐步展开。选定首都不仅涉及地理位置，也关乎安全、经济和政治的象征意义。毛泽东向王稼祥询问：“全国即将解放，首都应该设置在哪里比较合适？”王稼祥先考虑了南京、西安和北平几个城市后回答：“南京位置太东南，西安稍偏西，北平比较合适。”

这段对话的确切细节主要来自于回忆材料，因此不应简单视为逐字记录。但其核心判断准确反映了当时中央在考虑首都选址时的多重因素，包括军事安全、交通便利、历史背景，以及新政权的运作能力。

南京作为首都的优势显而易见，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，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备，金融、交通、教育和工业等条件相对成熟。从现成条件看，南京确实减少了重建的难度。然而，首都的选址不仅要考虑建筑和道路的完备。南京位于长江下游，接近海岸，国民党在东南沿海地区仍保有军事力量，海陆空威胁都不容小觑。此外，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心，政治关系错综复杂，社会秩序及人员甄别需时，选择南京作为新首都显然缺乏战略深度。

西安也曾是考量对象，因其历史悠久且地理位置优越，战略意义非凡。然而，随着近代国家经济和交通格局的演变，西安逐渐远离东部沿海，对外联通和发展条件不及北方的一些城市。王稼祥提到“西安有点偏西”，并非否定其历史地位，而是基于新国家整体布局作出的判断。

北平则具有更为均衡的条件。作为多朝古都，北平文化深厚，位于华北平原北部，交通便利，便于与东北、华北等地的联系。加上大学、科研和文化机构的存在，城市基础也较为成熟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北平靠近东北和蒙古方向，拥有较好的战略纵深，且与海岸的距离优于西安。

首都的选址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标准，即能否保持城市的完整性。1948年辽沈战役后，东北局势改变，中央对全国形势的认识更加明晰。北平虽为军事重镇，但不能通过强攻手段解决，否则可能导致古城和民众的严重损失。1949年1月，人民解放军对北平采取了“围而不打”的策略，力争和平解决，最终于1月31日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，保障了主要建筑、文物和民生设施的保存，为新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完整的城市基础。

随着北平和平解放，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首都选址的重要性。这座未遭大规模战火破坏的古城能够迅速承载中央机关、民主人士和各类政治活动。毛泽东曾表示希望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并确认将其设为新中国的首都。

1949年3月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，会议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，提出了筹备新中国的多项任务。在这一大背景下，首都问题逐渐明朗，不再仅仅关乎城市的安全，更涉及新国家如何应对城市治理、工业恢复和全国统一。

同年3月，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迁往北平，途中车队行驶条件不佳，沿途群众热情迎接。当经过保定时，警卫希望加速，毛泽东却提醒不要惊扰群众。这一细节表明，中央进军北平不仅是机构迁移，也传递出新政治中心已然确定的明确信号。

北平成为首都后，是否更改名称的问题浮上水面。北平的名称始于明代永乐年间，此前为“北京”；民国时期为区别南京而更称北平。1949年9月，首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，决定北平改称北京。这一更名并非简单恢复旧名，而是标志着政治中心的转变，表明这座城市不再是旧政权的“北平”，而是新中国的统一政权之都。南京保留原名则反映出对历史城市名称的区分处理。

1949年10月1日，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首都从讨论中的一个城市，转变为新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中心。南京、西安、北平各有其优劣，最终的选择则是综合考虑历史延续、军事安全、国家发展和城市承载能力的结果。